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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于洪君，盘古智库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本文系上半部分

　　中央编译局2009年版《列宁专题文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其中的《论社会主义》一集，收录了列宁35篇著作和51条论述。重温这些著作和论述，我们看到，列宁作为革命导师和理论巨匠，十月革命后对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的重新认识。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所做的深入思考，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所做的理性分析，对执政党如何领导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所做的战略谋划，是他留给后人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更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多得的力量源泉。

　　一、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要不断调整和改变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从空想社会主义创立者到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们有过各种各样的设想和假说。十月革命前，由于没有相应的社会实践，列宁的认识也相对简单。因此，他在1903年撰写的《告贫苦农民书》中这样说过：“我们要争取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在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的劳动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机器和其他技术改进应该用来减轻大家的劳动，不应该用来使少数人发财，让千百万人民受穷。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就叫社会主义社会。关于这个社会的学说就叫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俄共（布）开始领导建设社会主义。面对这史无前例的事业，面对应接不暇的问题、困难和挑战，列宁对于在理论上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采取了极为严肃的态度。1918年春，刚刚执政的俄共（布）讨论修改党纲时，党内左派理论家布哈林主张论述一下“发展了的社会主义”。以往热心于理论思辩和政治预言的列宁，此时却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他认为，无产阶级刚刚取得政权、社会主义事业刚刚起步，“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会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因为还没有用来论述社会主义的材料，建设社会主义的砖头现在还没有烧好。”他以不容置辩的口气严正表示，党此时能够说清并向外界表明的，只能是“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些什么，我们还打算做些什么。但是，要我们现在就知道完全建成的社会主义将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

　　在当时社会主义革命凯歌先进，苏维埃政权势如破竹的激情日子里，列宁在理论上要比他的同志、他的战友们更严谨、更慎重、更有见地。有些人以为，既然俄共（布）已经将新政权冠以社会主义之名，那就意味着苏维埃俄国整个制度都是社会主义的了。对此，列宁不以为然。他告诫全党同志，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只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绝不是个简单的概念问题。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具有社会主义属性，不能只看“标签”，而要看其经济制度和社会基础。

　　1920年，苏维埃俄国放弃了革命胜利之初曾经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转而实行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两三年后，苏维埃俄国在经济上面貌一新，作为社会主义新社会经济基石的“国家资本主义”取得了长足，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了信心。这时，包括列宁在内，俄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感受已不再是当年纯粹的理想和理论，也不是简单的观念和概念，而是活生生的具体事物和社会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写下《论合作社》一文，以合作社的发展为例，宣布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正是由于这样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看法，此时的确有了根本性改变，即变得更加丰富、精辟和深邃。对于单独一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后如何调整工作重心、新生的社会主义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经济文化遗产、如何利用人类文明成果过渡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在新的历史下防止官僚主义蜕变、如何建设和改善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机关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列宁都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并且做了详细而具体的论述。看来，在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始终向列宁学习。要通过实践再实践，认识再认识，反复深入地思考再思考，切不可墨守陈规，陷入教条主义和浪漫主义空想。要认识到社会主义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封闭体系，社会主义实践也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事业。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随着实践的日益丰富而不断修正、补充和完善。

　　二、执政党及时实现重心转变才能建成社会主义

　　列宁是在1923年初表明他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已经根本改变的。他的这种改变是逐步实现的，是同他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历程紧密相联的。实际上，早在1918年春，苏维埃政权反击国内叛乱和外部武装干涉初战告捷，列宁就撰写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一光辉著作，对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进行了全面分析和重新部署。他指出，苏维埃共和国取得和平之后，党和国家应当“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和最困难的方面，即集中到组织任务上来”。这里所说的组织工作，是相对于军事斗争的，是指动员全党全社会力量，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建立新经济新生活新秩序，进而形成全然不同于旧世界的新社会而共同开展“创造性的工作”。

　　不难看出，在当时急风暴雨式的欧洲革命运动转入低潮、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的新形势下，列宁敏锐地意识到，指望欧洲革命胜利并为俄国革命提供外部支持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俄国社会主义基础的建立、巩固和成长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解决。尽管国际力量对比悬殊，苏维埃俄国赢得的和平极其脆弱，新生社会主义政权仍处于“极不稳固、十分危急的国际环境中”，列宁仍毫不迟疑地提出，“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利用客观条件的凑合给我们造成的喘息时机，医治战争带给俄国整个社会机体的极其严重的创伤，发展国家的经济。”

　　就此，列宁还进一步指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能够做到大体上完成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事业，能够做到直接着手管理任务，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我们应该不愧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最困难的（也是最能收效的）任务的人。”他要求党考虑“有成效地进行管理”、“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等问题，因为只有“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的最深刻的经济的基础，”，解决了这项“最困难的任务，”“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

　　列宁强调，“这里讲的是改变我们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重心，”即由最初的剥夺剥夺者，转向组织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向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率迈进”，“研究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极端困难的新道路的特点”，“同他们一块从实际经验中学习建设社会主义”。一年后，列宁于1919年夏写下《伟大的创举》一文。他再一次论述了这个深刻道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除了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之外，不可避免地要提出“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即“创造新的经济关系，建立新社会。”而且，形势“愈向前发展就愈要提出”和“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是吸引、组织和领导劳动人民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彻底镇压其一切反抗；第二是要把劳动人民“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

　　在上述两大任务中，列宁反复强调，第二个任务，即组织和建立新社会的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困难，更重要，因为战胜资本主义的力量源泉，社会主义事业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能是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无产阶级所要建立的新的劳动组织，就是“要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同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联结在一起。”这时，列宁已充分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成果对于社会主义新社会是不可或缺的。1923年，当他在《论合作社》中宣布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时，他明确指出，“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

　　回顾俄国革命史并重温列宁这些重要论述，不难看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重新认识和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及时将工作重心转向建设新社会何等重要！我国革命胜利后，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坚守“革命”理念，用革命时期的思维对待新社会建设事业，用战争年代的手段和方法处理经济文化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最终走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之路，使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受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领全党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党和国家一切工作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中国在三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科学、更加全面，更具国情特点，更符合时代精神。

　　（注释略）